白色情人節

　　王隴德吳哥窟的戰爭與和平

　　--- 從中國的艾滋病疫情到公辦公室出租共衛生體系
　　扮採血商販，扮鼠疫病人，中國疾控專家的代償換裝發現總是讓人震驚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陳融洗碗機雪 | 北京報道
　　王隴德：
　　中華預防醫學會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國家衛生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現任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港式飲茶常委、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衛生部“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組”首席專家、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他長期在公共衛生領域從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學和公眾健康促進專業研究工作，提出並領導組建了全國醫療機構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研究提出了以控制傳染源為主的血吸蟲病控制新策略；提出並組織實施了全國“腦卒中篩查與防治工程”。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頒發的“應對艾滋病傑出領導和持續貢獻”獎及世界衛生組織頒發的結核病控制“高川”獎等獎項。
　　王隴德談起艾滋病、SARS、流感和肺鼠疫，就像一位將軍在談論他經歷過的戰爭。
　　每一場疫情，都是一場戰爭。
　　在甘肅和鼠疫(鼠疫位居強制管理傳染病之首，被稱為“1號”病。染上鼠疫，最快24小時可致命，與鼠疫患者近距離接觸者的感染率幾乎達到100%)鬥爭12年後，1995年王隴德出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分管醫政，此時正值河南非法採血艾滋病大感染；2003年SARS疫情暴發，在兩名正部級高官被問責的風口浪尖，他被調入控制小組……他被視為中國公共衛生領域重大事件和決策的見證者和推動者。
　　每一場“戰爭”，他都堅持知己知彼，查清疫情。
　　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將到來、SARS已過十年之時，王隴德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談及他親歷的中國艾滋病防治的關鍵時刻：1996年衛生部疾控專家扮成採血商人，踢爆河南驚人的艾滋病疫情，推動當地一夜掃清地下血站；2004年衛生部推行全國重點人群艾滋病大篩查，在國際引起巨大反響；在中國這樣的文化氛圍里推廣高危人群干預小組和美沙酮診所，最終成為國際樣板。 
　　他坦承中國政府對艾滋病救助的態度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源於2003年，SARS推倒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多米諾骨牌。由此，中國建立起世界最大的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體系，不僅在艾滋病、結核病等防治領域得到推廣，此後的H5N1、H1N1、H7N9等流感新發疫情，皆得以有效防控。
　　他也指出，這張疫病防控網絡現在還有疏漏：SARS後疾控專家扮成鼠疫病人，抽查考核了八家醫療機構，沒有一家能夠及時發現並有效控制疫情。
　　一例肺鼠疫，或許就能再掀起一場疫情戰爭。
　　在王隴德看來，要守衛“和平”，中國的國民健康素質和醫療機構的反應能力都有待提高，而國家公共衛生的理想體系應如太極圖---醫療機構和疾控機構首尾相連，白魚中有黑眼，黑魚中有白眼。
　　一半艾滋病感染者還未發現
　　《瞭望東方周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你作為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評出的“應對艾滋病傑出領導”，如何看待艾滋病在中國的現狀？
　　王隴德：總的來說，中國的新發感染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感染者的治療和預防措施也有了相應的落實。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估計的一半的感染者還沒有發現。而他們是造成艾滋病新感染的主要來源。傳染源得不到發現和有效管理，就難以控制新發感染。
　　《瞭望東方周刊》：估計的感染者是指2003年估計的84萬？
　　王隴德：2003年時，有專家估算“感染者84萬，如果不加控制，到2015年中國會有1000萬艾滋病人”。但是就政府而言，直到2007年，我們才有一個基本的估計，當時的估計是65萬人。
　　2003年以前，監測點還非常有限，控制還主要局限在衛生系統內部，我們在高發區也只有一些基本的監測點。到底有多少感染者，非常不確切。
　　中國比較高發的主要有兩個地區，中原地區以河南省為代表，主要是有償採血造成的感染；另一個是雲南，主要是因為吸毒途徑感染。
　　可是當時這兩個地方的情況都不清楚。特別是河南。河南是在1995年左右有一大批感染者，8到10年以後，即2003年左右，大量艾滋病患者集中死亡，引起了非常嚴重的社會恐慌。有的村子人去樓空，血賣了，房子蓋了，但人沒了。
　　中國大篩查，國際社會從指責到效仿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疫情不清是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礙，在實踐中如何估算疫情？
　　王隴德：我是2004年初調去分管疾病控制。當年5月前後，我多次和河南省政府商量，工作目標明確提出“查清疫情，輓救生命”八個字。
　　查清疫情的主要目的是輓救生命---如果不知道誰感染了，就不能採取預防控制措施。
　　這樣，河南開始對既往有償供血員的大規模篩查。2004年6月至7月，河南省登記了28萬既往獻血員，檢測了25萬人，新檢測發現2.3萬名艾滋病感染者。2個月發現的感染者人數，是河南省過去10年發現總感染者人數的6倍。
　　2004年9月至12月，雲南省對既往有償獻血員、吸毒者、性病病人等40多萬人進行了檢測，新檢測發現1.3萬艾滋病感染者，相當於過去15年檢測發現感染者數量的總和。  
　　全國其他29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也相繼開展了重點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大篩查。
　　《瞭望東方周刊》：這個大篩查當時在國際上是否引起很大反響？
　　王隴德：這次重點人群艾滋病大篩查行動，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當時也遭到國際社會的指責，認為中國檢測發現艾滋病的方式嚴重侵犯人權。
　　西方國家倡導自願咨詢檢測。但艾滋病感染者沒有任何提示性癥狀，如果還有歧視現象存在，就會有相當比例的人不願意做艾滋病檢測，或者寧願遲一點發現自己感染狀況。
　　但我們這次大量感染者的發現，以及隨後的醫療預防服務的落實，逐漸讓國際社會認識到這次大篩查的公共衛生意義，並接受、進而推廣中國的這種擴大艾滋病檢測的措施。
　　2006年9月，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修改了醫療機構艾滋病檢測指南，2007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出台了醫務人員主動對病人開展艾滋病檢測指南。這也是中國對世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巨大貢獻。
　　專家購血檢驗，一夜掃光地下血站
　　《瞭望東方周刊》：艾滋病疫情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似乎是不太正面的事情。在大篩查之前，地方政府有些怎樣的艾滋病防控行動？
　　王隴德：從1995年賣血者大規模感染到2003年，地方官員沒有採取很多行動，除了1996年有一次。
　　那年年初，我們鑒定中心有一位專家，他是做實驗時需要艾滋病抗體陽性患者的血，聽說當時河南有不少人感染，就裝扮成商人去買艾滋病陽性者的血。
　　他到了河南周口，上了出租車問司機哪裡能買到血，司機開著車帶他去地下採血站。 
　　血頭說我這裡有113袋血，你要都可以給你。
　　我們這個專家不知道哪袋里有艾滋病陽性的血，只是聽說感染的情況比較多，就把113袋全買下回去檢測。他還問血頭，一個月能提供多少袋血。
　　血頭告訴他：“我每個月能給你五萬袋！”
　　這個專家回來以後對這113袋血做了檢測---結果全部陽性。
　　《瞭望東方周刊》：全部？
　　王隴德：對！全部！
　　他很緊張，就來找我。我當時剛到衛生部，分管醫政。採血屬於醫政管。我一聽這個情況非常嚴重，就立即去找陳敏章部長報告。
　　當時是3月4日，正好是全國人大會議前夕。陳部長就告訴我說河南代表團住在勞動大廈，他說你趕快去給河南省的領導同志彙報情況。
　　我馬上去了勞動大廈，他們聽了也非常震驚。當時我在現場，他們就派分管衛生和政法的副省長立即返回河南，當天晚上連夜出動公安，把地下血站一掃而光。
　　當時如果沒有這樣的措施，再拖三四個月，那會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113袋血全部陽性！每個月一個血頭就能提供五萬袋！ 
　　當時地下血站操作不規範---採血是所有血型相同的人都採在一起，混在一起離心，只要有一個人感染艾滋病，這一批血全部感染。
　　這個事情以後，國家用兩三年時間，全面改善血站條件，裝配了儀器設備，使得採供血全部機械化、自動化，基本杜絕了艾滋病經採供血傳播。
　　SARS問責大衝擊
　　《瞭望東方周刊》：當時全社會恐艾，你在河南調研的感受怎樣？政府對艾滋病的態度是怎樣轉變的？
　　王隴德：我去過河南好幾次，駐馬店的上蔡、周口都去過，狀況真是很悲慘。好多都是年輕人走了，家裡就剩下老人帶著孫子，當時社會恐艾，大家都害怕，甚至艾滋病重點村的農產品，比如西瓜、蔬菜都沒人買，他們的生活都沒有著落。
　　實際上，當時有的地方政府對這個是非常忌諱的。他們有種想法：這艾滋病不是沒得治嗎？他們又是輸血感染的，這批人沒幾年就發病了，到時病人死了不就完了嗎？他們沒有想到這些人會流動傳染。
　　我們要瞭解情況，阻力也很大，這些消息當地不說。
　　當時衛生系統內部也有一些討論，但總的從地方政府層面來講，沒有當作很重要的事來研究，所以當時疫情不清，也沒有採取明確的措施，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也是不太好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對中國這個情況有專門的報告，但這也不是一個衛生部門就能做好的事情。
　　後來這個事情還得益於2003年的SARS疫情，政府意識到衛生問題還會引起社會的大動蕩，認識到公共衛生問題必須由政府出面干預。
　　《瞭望東方周刊》：SARS疫情流行早期，醫務人員的感染死亡加劇了民眾的恐慌心理。當時你有恐懼嗎？
　　王隴德：我在基層做過很長時間的管理工作，在甘肅做了12年的衛生廳廳長和副廳長。在甘肅也有過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比如鼠疫。80年代初肺鼠疫的傳播比SARS厲害多了。
　　SARS是近距離密切接觸傳播，像醫護人員搶救病人，前面搶救的被感染，後面指揮的不一定會感染。但肺鼠疫病人要是在這房子里獃過，病人走了，新進入這個房子的人還可能感染。
　　我在甘肅處理過好多這樣的情況，所以SARS雖然當時病原體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是呼吸道傳染。就呼吸道傳染病來說，SARS遠不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它們的再生指數是一個人傳染十幾個人，SARS才一個人傳染兩三個人。
　　《瞭望東方周刊》：SARS的傳染性並不是最嚴重的，但它對我們公共衛生體系的衝擊力為什麼如此巨大？
　　王隴德：關鍵是我們當時的防控體系不行。我們以往採用的是蘇聯的控制體系，醫療和公共衛生嚴格分開。公共衛生就是疾病控制機構在做。
　　麻疹、百日咳都是靠建立免疫屏障，通過打疫苗減少易感染人群，這是防疫站在做的。而傳染病的防控關鍵是怎麼及早發現早期病人，並把病人控制在現場不讓他傳播。這個過程主要在醫院做，但我們的醫院在這方面太薄弱。
　　按照規定，醫院有這個責任，但明確這個責任是到2004年，我們修改《傳染病防治法》時加了一條，防疫機構要去醫療機構檢查考核。而目前醫院做得仍然很不夠。
　　這裡面有政策問題。醫院到底有哪些公共衛生職責？做這樣的事情，國家是否給予經費保障？責任不明確，所以醫療機構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一直到現在這方面依然非常薄弱，防禦系統和以前差不多。
　　但SARS期間建立的網絡直報系統，對我們提高傳染病的應對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創建世界最大網絡直報系統
　　《瞭望東方周刊》：我們知道是你提出並推廣了基於互聯網的全國醫療機構傳染病病例直報系統，徹底改變了50多年來醫療機構使用紙質卡郵寄報告的落後模式。當時的疫情監測是怎樣的機制？你又是怎樣“發明”出這個網絡直報系統的？
　　王隴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領導小組。
　　進入小組前我就聽到一些情況，到了小組就開始研究為什麼流行成這樣。研究發現，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誰感染了。
　　我們以前的報告是通過郵局投遞。醫院診斷了一個病例，就填寫一個紙質卡，醫院收攏再送郵局，寄到縣防疫站；縣防疫站每旬彙總一次，轄區有幾個什麼類型的傳染病病人，報給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個月彙總一次，再報給中國CDC。這樣一個月以後，我們才知道發生了幾例什麼傳染病，但是具體是誰、在哪裡都不知道。
　　《瞭望東方周刊》：當時這種體系可以應付流行疫情嗎？
　　王隴德：以前的老的傳染病因為我們已經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會引起大的流行，所以這樣的體系也能湊合解決，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當時連病原體都不清楚，沒有辦法建立免疫屏障保護易感群體，所有人都是易感群體。
　　所以我們當時就研究，要控制這種急性傳染病，就必須知道病人在哪裡，得知道他做過流行病學調查沒有，周圍有多少密切接觸者。要切斷傳染，就得醫療機構一診斷，我們馬上就知道。
　　當時醫療機構的信息網絡系統已經比較普遍，很多醫院都在網上寫病歷了。那我們能不能把這塊接過來？能不能設計一個電子病歷報告卡，借用國家信息高速公路網絡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國學習，美國就是用這一套做信息搜集。當時我的導師在美國做了100萬人的肺癌調查，全部數據在計算機里，我就用計算機里的信息來做分析。
　　因為出去學過，知道這個系統非常有用。現在我們完全具備這個條件，醫療機構都有自己的網絡，國家給疾控中心有一筆費用，我們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經費投入，主要就是一個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來一說，就這麼做了。診斷後一上網，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個省哪個市哪個縣哪個鄉，這個病人的門牌號碼、性別年齡，他的密切接觸者有哪些，哪些有癥狀。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統，親手畫出了第一張SARS病例分佈圖，把這個圖拿出來，去山西、內蒙古一些省份培訓，開會講我們怎麼去發現去控制，怎麼去尋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發病例基本上都是從我們這個系統里找到的接觸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東方周刊》：這個系統現在推廣運用如何？
　　王隴德：這個系統在SARS之後推廣到艾滋病、結核病、精神病和中風病人，也都建立了直報防控網絡。
　　以前我們的直報系統都是做傳染病，一些慢性病沒有統計資料。現在這個中風直報系統，是全國第一個大規模的慢性病篩查和干預系統。40歲以上的人群我們已經篩查了280多萬，危險因素在哪裡，採取了什麼措施，都有記錄。
　　我們的艾滋病防治綜合數據信息系統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國性艾滋病綜合數據信息系統。2007年到2012年，全國參與艾滋病檢測人數從2320 萬人增加到10130萬人，每年新發現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數從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
　　專幫“壞人”的高危人群干預隊
　　《瞭望東方周刊》：正如你此前所說，SARS疫情轉變了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對公共衛生的態度。對於艾滋病，我們在相當一段時期對它充滿了偏見和歧視。在政府內部，這個態度是如何變化的？
　　王隴德：最初，中國政府對艾滋病的認識是片面的，整個社會，從群眾到政府普遍認為，那些已經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以及那些還在從事著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危險行為的人，都是少數“壞人”。因此，社會不應該去幫助這些“壞人”，特別是不能用政府財政的錢去給他們提供服務。這種認識嚴重影響了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進程。
　　1989年，我國第一個艾滋病暴發流行出現在雲南邊陲瑞麗縣時，有146名吸毒者感染。到2009年，120萬人口的德宏州，約有2萬人感染艾滋病，涉及人群包括農民、機關幹部、警察、醫生、教師等各行各業。
　　2005年，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在德宏州調研艾滋病防治工作時表示，如果在1989年剛出現艾滋病流行時，就採取強有力的防控措施，也不至於從少數“壞人”傳播到社會上的多數“好人”，使得疫情難以控制。
　　《瞭望東方周刊》：落實到救助措施，除了“四免一關懷”(即免費初篩、免費母嬰阻斷、免費義務教育、經濟困難人員免費服藥和國家提供救治關懷)，我們還有一個高危人群干預工作隊，是嗎？
　　王隴德：這個工作隊是針對我國賣淫現象比較普遍而又十分隱蔽，男男性行為人群複雜而難以接觸，流動人口數量龐大，社會組織不健全且能力有限等中國特色設計的。
　　為了加速針對艾滋病經性途徑傳播的控制，2005年我國在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成立了2000多個高危人群干預工作隊。隊伍主要由疾控部門人員構成，同時有退休醫生和護士、社會組織等人員參加。工作人員適應高危人群的活動特點，等正常人下班了就去開展調查和干預活動。
　　主要任務是摸清轄區內高危人群的種類、數量和分佈等情況，根據本轄區內高危人群的情況，針對不同高危人群制定干預工作計劃，開展“面對面”宣傳教育、疫情篩查、安全套推廣、性病防治等具體干預措施，及時上報干預工作情況。
　　對於以商業性活動為主的高危人群，如果我們的防治人員按照常規的上下班時間工作，就無法為他們提供疾病預防服務；如果我們還是以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身份出現，就難以接近他們。
　　因此，需要改變工作思路，改變工作方式。
　　《瞭望東方周刊》：你參加過高危人群干預工作隊的活動嗎？
　　王隴德：我在海南參加過我們組織的性工作者的聚會，在北京我組織開過同性戀的小會，在雲南我也去過同性戀活動站。
　　中國的同性戀比較特殊，由於傳統文化的原因，往往還要找個異性組織家庭。對這樣的人群，單靠艾滋病防治知識的傳播以及倫理道德和法規的宣傳教育，效果是有限的。簡單、單純地採用懲治手段，這些人群轉入地下隱蔽渠道，就會擴大艾滋病傳播的風險。
　　我們通過高危人群干預工作隊推廣安全套，加強預防和監測，2012年全國共有2808個縣(區)上報了“高危行為干預工作基本信息報表”，全國月均干預暗娼625019人，發現艾滋病感染者1130例；月均干預男男性行為者252470人，發現艾滋病感染者10740例；月均報告性病門診就診者147941人，發現艾滋病感染者4940例。
　　兩部長聯手推美沙酮診所
　　《瞭望東方周刊》：比推廣安全套更有爭議的舉措恐怕是美沙酮維持治療。現在，美沙酮維持治療已成為中國在全球預防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典範，在最初推行的時候，是怎樣突破阻力的？
　　王隴德：針對艾滋病經吸毒途徑傳播，我國從2003年開始啟動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包括美沙酮維持治療(一種治療吸毒成癮的方法，讓吸毒者每天到特設門診服用美沙酮口服液)和針具交換(讓吸毒者把用過的註射器到特設地點換取新的註射器)。
　　開始我們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地方的公安便衣就蹲在美沙酮診所附近，等人出來就把他抓到強制戒毒所去。這樣就沒人敢進去。
　　我就去找分管禁毒的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跟他討論交流。  
　　我們知道，吸毒戒毒非常難，復吸率高達百分之八九十。我在雲南強制戒毒所就知道一個吸毒者，十八進宮，出來就吸，沒辦法。但美沙酮維持治療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代大毒”，而是一種治療方法，如同高血壓和糖尿病等需要長期或終生維持用藥治療一樣。
　　在張新楓部長的支持下，公安就不再去美沙酮診所蹲點，還把診所的推廣數量和複診情況列入地方公安考核的內容。這樣我們就推動得很快。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有756個美沙酮維持治療門診運行，是國際上建設速度最快的國家。每年有20萬人接受治療，全國累計治療384479人，在治人數為208388人。被聯合國列為國際樣板。
　　針具交換工作在2003年開始納入中央轉移支付艾滋病防治項目。2012年全國月均有941個針具交換點開展針具交換工作，覆蓋542個縣(區)，參加針具交換的月均人數為47103人。
　　新流感之後，下次來什麼？
　　《瞭望東方周刊》：近年來新流感頻發，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王隴德：2003年創建網絡直報系統後，其中建立了一個不明原因肺炎直報系統，設立了診斷標準、處理標準、工作流程。這些年的H5N1、H1N1、H7N9，首發病例報告全是不明原因肺炎，都是這個系統發現的。
　　新發的病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很難預料會有什麼新的傳染病。我的觀點就是，傳染病有自己的規律，我們把系統建好，以不變應萬變。只要傳染病一發生，我們能立刻檢出，立刻控制，不讓它大範圍流行，這就算盡到責任了。
　　《瞭望東方周刊》：現行系統存在哪些漏洞和不足？
　　王隴德：SARS之後我們並沒有很好地總結，沒有很好地吸取教訓。
　　比如傳染病診室應該單獨設立，但現在去醫院看，在廣東的大醫院，我們看到傳染病診室就在門診三樓，要是來一個病人，整個樓全部污染。
　　我們在SARS後做防疫檢查，兩個專家扮作鼠疫病人，抽查了八個醫療機構，都沒有認出來。其中一個縣衛生院，我們的鼠疫專家說“我在草原上住的是帳篷，被跳蚤咬了，現在腫了”，再三提醒說“是不是有老鼠病啊”。
　　這樣醫務人員才說：“哦，你這個是不是鼠疫啊？”就是意識到這個問題，也沒有說要把現場馬上控制起來。還說“那你去防疫站吧”。
　　我們就是這個狀況。如果現在有肺鼠疫病人，跑到醫院診斷不出來，那就不知傳染多少人了。
　　太極圖構想
　　《瞭望東方周刊》：在你看來，一個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是怎樣的？
　　王隴德：要像太極圖。黑與白首尾相交，黑魚里白眼，白魚里有黑眼。所有的醫療機構都要設立疾病控制處，疾控機構里也有醫療的單元存在，這樣才能互相瞭解各自的工作情況。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來說，疾病防控應該怎樣加強？
　　王隴德：疾病防控按就診和報告前後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患者感染到就診，可能造成傳播；第二個階段就是在醫療機構就診，能不能很快發現並控制住，這個很重要，SARS就是這個沒弄好；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場報告，接到報告後有什麼反應，主要就是在疾控系統，整個體系比較完善，接到報告後的反應很快。
　　現在主要問題是在前兩個階段。
　　我們的國民健康素養太低，100個人不到7個有基本的健康素養。做健康教育要投入，我們從2011年開始有健康教育專項經費。但首先是養生教材要弄好。現在養生明星很多，老百姓無所適從。國家應該建立專門的健康教育知識庫，通過媒體來傳播。修改《廣告法》時我提過一個建議，媒體應該承擔多大的公益性宣傳責任，刊登虛假廣告又應承擔什麼責任，應該明確。
　　國家、專家和媒體共同來做這樣的事，然後還有教育系統。健康常識要從幼兒園教起，要從小培養，而且要樹立一個觀念，你的疾病不止影響你個人，拖著不治可能會影響社會。
　　第二個階段就是加強醫療機構的反應能力。這個，國家要拿出政策，需要編製機構、財政保障。現在國家給公共衛生的錢遠遠不夠，不說發達國家，連印度都比不上。以前的SARS和H7N9，政府說你們先治，治了再補，但好多並沒有補。醫療機構有責任做公共衛生，但應該由政府來埋單。
　　如果國民健康素養和醫療機構的反應能力都提高了，加上最後的疾控機構，我們就能以不變應萬變，來什麼，治什麼。
（編輯：SN054）